1955年夏，郑海啸得悉小女儿考取了西安冶金学院，有关领导为了照顾他，建议改录浙江大学。他谢绝了好意，说:“干部子女应该带头服从分配。”后来，他的小女儿大学毕业分配时，学校决定把她分配到北京，省有关部门准备派人去联系，要求把她分配到杭州。郑海啸坚决拒绝。就这样，他的小女儿由国家进行了统一分配。
1955年底，郑海啸接到平阳县委的一封信，寄来了毛主席签发的郑明德烈士证书，并告知政府要发给他一笔抚恤金。郑海啸抚摸着证书，百感交集。他凝视着“毛泽东”三个苍劲有力的字，感到莫大的鼓舞和欣慰，激动得流下了热泪。当晚，他彻夜难眠，第二天，他提笔写了一封回信，信中说:“我承党和政府的关怀，发给我抚恤金。现在我们国家还贫穷，我决定把这笔抚恤金献给平阳县，作为发展生产的资金，并以此来纪念明德。”
郑海啸每当想起明德和其他革命烈士时，总是告诫自己:要对得起烈士在天之英灵。他给自己规定，工作要高要求，生活要低标准。他不顾年岁大，坚持下乡，到基层了解情况，解决问题。郑海啸离休后，经常有战友或战友的亲属来找他，托他想个办法“走后门”，帮助调动个工作。对这种不正之风，郑海啸坚持说服教育。有一次，一位战友远道来到他这里发牢骚:“当年我冒着生命危险为武工队带路，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呀。现在我要给儿子找个工作，区里就是不肯解决。”他要求郑海啸同区里打个招呼，给予解决。郑海啸和他尽管过去是生死与共的老战友，但感到在这个问题上不能卖情面，就严肃地对这位战友说:“你过去为人民做过好事，人民是不会忘记你的。但是，你不能躺在功劳簿上闹特殊。你儿子的工作问题，要按政策办，由当地组织来安排。”一席诚恳的交谈，使这位战友认识到自己的想法错了。
至于郑海啸生活的简朴，这是好多人所知道的。他对于国家的资财也从未“慷慨”过一次。早在他当省民政厅副厅长时，按理上下班可以坐轿车，但他不坐。从家里到机关四、五站路，他坚持步行或坐公共汽车，风雨无阻。1981年春节，他住在医院里，儿子、媳妇要他回家吃年夜饭。他想，为了吃餐年夜饭，要让公家的轿车跑一趟，多浪费。再说，我舒舒服服过年夜，那驾驶员就过不舒服了。结果，他没有回去。有年国庆节，郑海啸作为老干部代表赴京观礼。由于他年事已高，由孙子陪同照顾。他孙子听有关部门说，自己的旅差费也可以报销，回杭后，就要爷爷去报销。郑海啸严肃地对孙子说:“你是陪我去的，应当我们自己掏腰包。人人都要为国家着想啊!”
